普洱茶产地，早在唐、宋就明确记载：“茶山银生城界诸山”（唐樊绰《蛮书》）：“茶山银生诸山”（宋李石《博物志》）银生城界即银生节度（银生府，府治今景东县城）南部缰界，大体上就是当时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国界。即景陇王国（西双版纳）与越、老、缅、泰之界，即今江城、勐腊、景洪、勐海、澜沧、孟连等县。唐宋时期，景陇王国东部开发较早，与内地交往较多，内地入境商、政、游客等界人士对东部了解较多，因而较多地记述了东部诸茶山。清代，记述更具体：《滇海虞衡志》称“茶出普洱所属六茶山，一日攸乐，二日革登，三日倚邦，四日莽枝，五日蛮专，六日慢撒，周八百里。”道光民年间《普洱府志》则把广泛流传于茶山民众中崇奉诸葛亮的传说与茶山名由记为“旧传武侯遍历六山，留铜锣于攸乐，置铜莽于莽枝，埋铁砖于蛮砖，遗木梆于倚梆，置撒袋于曼撒，固以名其山”。至于《清实录》中记载朝迁设置勐海、勐遮钱粮茶务军功司，以及今布朗山有1700年树龄的野生型茶树，南糯山有800年树龄的栽培型老茶树，就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些地方也是大叶茶的原生地，是古代重要的产茶区。

　　历代统治者对茶区十分重视。唐王朝派出的官员对茶山有所考查和记述。宋代（1180）建立的景陇王国在划分行政区域时，则把东部茶区专门划作12个版纳之一（整董、倚邦、易武），实质上是将茶区划作特区。清代，设立“茶山土千户”由车里宣慰使之叔刀兴国任此职。雍正十年（1732），刀兴国由于受清官吏百般侮辱而参加农民起义，遭人世间戮后，六大茶山西部五山（攸乐、革登、莽枝、蛮专、倚邦）由倚邦土千总曹当斋管辖，东部由易武土把总伍乍虎管辖，整董茶山先后由元江州及单独设立的勐烈弹压委员管辖。澜沧江以西的布朗山、南糯山等地，由车里宣慰使司下属的勐海、勐遮头人管辖。所有这些茶山，都是森林密布，河流纵横，土壤肥沃，雨量充沛，纬度低落，气候宜植，生态系统最完善，最平衡，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最的生态保证。所产茶叶，叶肉厚实，芽头肥大，发芽早、白毫多，育芽力强，生长期长，内含物多。经科学测定：云南大叶种茶，优于啵叶种茶，在相同条件下，“水浸出物”、“茶多酚”、“儿多素”
比小叶种茶分别高3—5%、5—7%、30—60%mg/g。生长在低纬地区的大叶种茶，又优于高纬度地区的大叶种茶。主要以大叶种茶制成的普洱茶，清香耐瀹，止渴解腻，消炎防病，益寿延年。

　　六大茶山中的革登、莽枝（又作勐芝），南北相连，中间为革登山。雍正五年（1727），江西一客商莽枝购茶，奸淫了茶农麻朋之妻。麻布朋怒杀江西客商，并割下其发辫向其他客商宣布事实，以示警告。但诸客商反以被盗而遭杀害为名，向清朝廷提出控告。清朝派重兵“剿捕”数月，麻布朋被俘获杀害，革登、莽枝两茶山遭洗劫，众多茶农遭连累。或死或逃。加之战后饥荒、疫病，多数村寨仅余残垣断壁。1729年，清军又十几路时剿茶山土千户刀兴国为首的茶山农民义军，茶农“伐茶树塞盐并而逃”，革登等地受灾特重，茶山名从此湮灭。故清末民初有些书籍作者已不知革登、莽枝何在，遂把稍后兴起的原慢撒茶山的易武、易比等村单独写易武茶山，与慢撒并列，而不再写革登或莽枝。其余茶山，在清末民初也逐渐衰败。

　　20世纪20年代至1941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，内地汉回人民到勐海、勐遮、车里（景洪）等地营生。此地区茶业有较快发展，年产三四万担。原六大茶山倚邦、易武又有所复兴，年产万担左右。茶叶销路扩展。除内销、边销（藏区）外，出口至缅甸、老挝转达销东南亚诸国及香港。1941年，日军占领老、泰、缅诸国，茶叶外销路绝，加之日军轰炸勐海、车里等县。直接威胁茶农商人身安全及茶叶营销，茶农避难，茶店倒闭或转移，茶叶产量猛减，至1949年全地区只产5000担左右。

　　人民政权建立后，采取发放救济粮、款、农具、提高茶叶收购价，教育、帮助农民对老茶园中耕、施肥、剪枝，鼓励种植低株密植新式茶园，培训茶农，推广先进技术等措施，使茶叶种植面积不断恢复、扩大，产量不断提高。1987年，全州产干毛茶5026吨，与清代最高年产量八九万担之数大体持平。80—90年代，全州各地普遍植茶制茶。勐海县南糯山、巴达山、布朗山、及县境黎明农场，景洪县境大渡岗、普文、基诺山、勐腊县境尚勇、易武等地都建立了大中型茶叶场（厂），产茶量迅猛上升。2000年，全州茶叶种植面积29.25万亩，干毛茶产量13674吨位（22.78万担），超历史最高年产量一倍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