茶叶是举世公认的最佳饮料，品茗是礼貌与文明的象征。中国是世界种植、饮用茶叶最早的国家。西双版纳是千百年来誉满神州、风靡全球的中国普洱茶的故乡。

　　普洱，今为云南省思茅县名，古为少数民族语地名，元代称“步日”，明代称“普耳”。唐、宋时代此地与今西双版纳同属地方王权南诏国、大理国所置银生节度（府），宋、元、明同时又是傣族首领帕雅真于1180年所建景陇（即景洪）王国所辖12个版纳（傣语西双版纳）之一的版纳勐拉的组成部分，傣语名勐勉。景陇王国境域（主要是六大茶山）所产的茶叶经此集散地内销、边销，被称为“普茶”。元、明实施土司制度，景陇王国被置为车里宣慰使司。 雍正七年（1727）清朝实行“改土归流”，云贵总督奏设普洱府及思茅通判、攸乐（今基诺山）同知，车里宣慰使司辖地六大茶山及橄榄坝改属思茅通判（后又改为思茅厅），隶普洱府。此后，普洱建设规模逐步扩大，成为六大茶山为主产区的景陇王国境域所产茶叶精制、进贡、贸易的中心和集散地，茶叶称为普洱茶。

　　普洱茶历史悠久，始地蜀、晋、兴于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初至中叶为鼎盛时期。史书确切记载：“茶出银生城界诸山”（唐樊绰《蛮书》）：“西蕃之用普茶，已自唐时（阮福《普洱茶记》）”。宋代，除进行川滇藏茶马交易外，大理国还派使臣到到广西,以景陇王国境地域所产茶吕与宋朝静江军作茶马交易。元代李京在《云南志略诸夷风俗》中，记述了茶叶在民间交易中的重要地位：“交易五日一集，以毡、布、茶、盐相互交易”。明代谢肇制在《滇略》中记述普茶销路日广，深受各界人士青睐：“士庶所用，皆普茶也。”傣文《》泐史载：景陇王国国王（车里宣慰史使）刀应勐于1572年征集贡品供其妻回缅甸向父王上贡的物品中，就有普洱茶4筒，每筒5团，与金银珠宝并重。茶叶在商贸中地位日重，封建朝廷也把发展、管理、征集饮用茶叶列为要政。清初，规定上乘茶叶作贡茶，民间不得随意买卖。阮福在公元1825年前后撰写的《普洱茶记》中说：“普洱茶名遍天下。味最酽。京师尤重之。”朝廷看重，当然首先要满足朝廷的需要。于是普洱茶之上乘者即成为贡茶。这又促进了普洱茶浙作工艺和花色品种的进步和发展。贡茶浙作极为讲究。第一要采摘上好茶叶。“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，谓之毛尖，以作贡，贡后方许民间买卖。”第二讲究花色品种。“每年备贡者，五斤重团茶，三斤重团茶，一斤重团茶，四两重团茶，一两五钱重团茶。又瓶盛芽茶、蕊茶，匣盛茶膏，共八色。”第三是规定了数量。阮福查阅《贡茶案》得知：“每年进贡之茶，例于[云南]布政司库存铜息项下，动支银一千两，由思茅厅领支转发采办。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项。”普洱茶产销量大增，据史料记载，清顺治十八年（661），仅销往藏区的普洱茶就达3万拉之多（第担120市斤）。普洱茶利于消食解腻，深受藏民喜爱，销量经入不衰。这对于挫败英帝国妄图通过印度茶控制西藏的图谋，起到积极作用。同治年间（1862~1874），仅曼撒茶山就年产5000余担。六大茶山几乎家家种茶或制茶、卖茶。为促进茶叶产销，修筑了从思茅至倚邦、易武5市尺宽石砌茶马道。马道上终年驮铃回荡，商旅塞途。长期任职于云南的清进士檀萃辑著《滇海虞衡志》云：“普茶名重天下，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。出普洱六大茶山 ……周八百里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，茶客收买，运于各处，可谓大钱粮矣！”除国内茶商外，印度、缅甸、泰国、老挝、越南、柬埔寨等国的商人也常来经营茶叶。

　　道光《云南通志.武备志》记述了清朝廷对茶业的管理。云贵总督鄂尔泰鉴于“以前茶贩奸商重债剥民各山垄断，以致夷民情急操戈”，决定“于适中之地设立总店买卖交易，客商买茶每驮纳茶税银三钱，令通判管理”。1726年，清朝廷相继颁布《禁压买官茶告谕》，《再禁买官茶弊檄》，告谕“院司道各衙门，如需送人之茶，亦令平价买用，不得藉兹派累”。1729年，朝廷在六大茶山之首的攸乐山（今基诺山）设立攸乐同知，在易武、勐海、勐遮等地设置“钱粮茶务军功司”，管理粮茶交易。后因瘴疠造成官员死亡过众，1736年撤攸乐同知，改思茅通判为同知，在思茅设官茶局，易武、勐海等地设分局，商人经营茶叶要向官茶局领取“茶引”（执照），每引收税3钱3分。初时每年颁发“茶引”3000，后最高年份颁至1万。乾隆初期。实行移民殖边，石屏等地大批汉民进入茶山，与当地少数民族共同开发茶叶，有的则行医、施教、纺织、办栈、兴邮、开铁木酱菜作坊，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。